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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命運》Life and Fate



《紐約時報》、《衛報》、《世界報》、《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今日報》等全球媒體同聲推薦

歐美書界譽為「當代的《戰爭與和平》」、「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俄語小說」

著名歷史學家、《耳語者》作者奧蘭多?費吉斯傾情推薦

知名媒體人梁文道罕見長序力薦：

「這大概是我做讀書節目十幾年來，最想給我的觀眾們介紹的一本書。」

獨家收錄格羅斯曼英譯者羅伯特?錢德勒長文導讀〈為長眠者發聲〉

格羅斯曼女兒葉卡捷琳娜•科羅特卡娃獨家授權 著名翻譯家力岡，俄語直譯經典譯本



1960年，瓦西里•格羅斯曼完成長篇歷史小說《生活與命運》。1961年2月14日，蘇聯當局派KGB闖入他的住宅，「逮捕」了這本小說。蘇聯當局負責意識形態的執鞭蘇斯洛夫稱此書「比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更加危險」，縱使「過二三百年也不可能出版」。1980年，該書在被封鎖二十年后歷經坎坷首度出版，引起巨大轟動。



一如《戰爭與和平》，格羅斯曼以托爾斯泰式的宏大視角和寫實筆法，講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經歷。歷史的創痛、現實的積弊，極權與戰爭雙重碾壓之下人性的艱難處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細節納入其中。它是一整個時代的畫像和心靈史，極權體制下復雜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書，20世紀最黑暗的一段歷史的深刻反思。從而，它被讀書界譽為「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是人類應該永久記憶的偉大著作。

「一部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經典」――《紐約時報》



「一本偉大的書，只有一位俄羅斯人能夠完成的傑作」――《華爾街日報》



「當代文學中關於人類心靈考驗，最令人不安又使人振奮的故事」――《華盛頓郵報》



「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和深具遠見的道德張力，這部小說是現代俄羅斯文學的最高傑作之一」――《紐約書評》



「格羅斯曼所寫皆是親眼所見，足以驚心動魄」――《衛報》



「過去二十年來最為重要的關鍵之作」――《倫敦書評》



「格羅斯曼人性和優美的筆觸，令人不禁回想起托爾斯泰；那種深度討論團結、友誼與尊嚴的傷懷感，令人回想起杜斯妥也夫斯基；其頌揚簡樸生活的溫和與感性，則令人聯想起契訶夫。」――《今日報》



「《生活與命運》無庸置疑是蘇聯歷史上曾經誕生的最好小說之一，足以和《齊瓦哥醫生》以及《第一圈》相匹敵。」――米契爾?斯坎梅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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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瓦西里?格羅斯曼
  
  
  
  蘇俄記者、作家。1905年生於俄屬烏克蘭別爾基切夫，早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數學物理系，當過化學工程師，1930年代投身寫作行列，得到高爾基、巴別爾等文壇大家賞識，入選蘇聯國家作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紅星報》戰地記者隨軍四年，大量報道莫斯科、庫斯克、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線戰況，是揭露納粹德國死亡集中營真相的第一人。戰后發表小說《人民是不朽的》《為了正義的事業》等。1960年完成長篇小說《生活與命運》，手稿被蘇聯當局抄沒並禁止出版。1964年格羅斯曼因癌症病逝。1974 年，在安德烈? 薩哈羅夫、弗拉基米爾? 沃伊諾維奇等人幫助下，手稿被拍攝在縮微膠卷上偷運出蘇聯。1980 年代初，《生活與命運》在歐美各國相繼問世，引起巨大轟動，1988年在蘇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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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介紹

  
  
  
  
  力岡
  
  
  
  著名蘇俄文學翻譯家，本名王桂榮，山東廣饒人。其譯筆流暢、清新、質樸、自然，而且相當傳神，閱讀起來有一種詩的美感，是一種享受。著名翻譯家楊武能說，力岡以一系列名著佳譯，為自己樹立了一座不朽的、高大宏偉的紀念碑，他的名字將永遠?刻在翻譯史上。
  
  譯有《靜靜的頓河》、《齊瓦哥醫生》、《復活》、《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命運》等近七百萬字，其中最鍾愛的作品便是《生活與命運》。
  
  
  
  

生活與命運－目錄導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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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序梁文道
  
  譯者序力岡
  
  整合負債好嗎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導讀為長眠者發聲 羅伯特．錢德勒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點四十分，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派人闖入瓦西里．格羅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書稿。結果他們不只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行動規格形同逮捕一個活人，只不過他們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後人管它叫「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些什麼，當初他投稿給雜誌社的時候，難道沒料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嗎？這是後來一些學者爭論的細節問題，我們先且別管，還是回到一九六一年情人節那場「逮捕」事件的現場，看看格羅斯曼事後的反應。他直接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最高領導赫魯雪夫抗議：「有什麼理由讓我人身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獻生命的書？」



當局似乎很在乎這位作者，歷經史達林、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蘇共意識形態大總管，人稱「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親自接見了他。以外表斯文謙遜、彬彬有禮而著稱，但又深沉冷峻的蘇斯洛夫這樣子對格羅斯曼說：「我沒有讀過你這本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你為什麼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關於蘇維埃體制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討論呢？......我可以直接告訴你，《生活與命運》再過兩、三百年都休想出版。」



一部前蘇聯禁書，這個身分多少就能決定一本小說的命運了。在上世紀的六○至八○年代，這個身分或許可以讓一本書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受到許多關注，讀者通常會期待能在裡頭讀到鐵幕背後冷酷悲慘的真相，同時間接確認了自己的幸運與幸福（幸好我沒活在那一邊）。只不過禁書太多，能從「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僥倖逃到另一邊去的書也不少，其中只有幾個例子可以贏得大名，獲得最高聲譽。例如《齊瓦哥醫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與《古拉格群島》（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它們都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儘管巴斯特納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最後被迫拒絕領獎）。



問題是這樣的背景也會反過來限制這類小說的生命。冷戰結束，它們在很多讀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歷史見證的價值，別無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島》和索忍尼辛（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很多人都會露出一絲倦怠的神情，覺得那是本過時的書與一個過時的人。《齊瓦哥醫生》更是可悲，因為後來的文檔證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來與美國中情局有些關係，被他們利用，當做冷戰意識形態爭戰的兵器，於是無奈沾染上一層政治污跡。



至於蘇聯這邊就更不必提了，禁書自然是沒人看得見的書（審查官員例外，他們大概是那個體制內讀書最多見識最廣的人）。蘇聯解體前後，雖然它們也曾火熱過一陣，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宮，因為「向錢看」的新一代實在沒有太大興趣去務虛地回顧歷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還沒聽過的書。所以曾經遭禁的文學，便和它們命運的對立面──那些得到最高當局讚賞，贏了「史達林獎」的作品，奇詭地共同進入歷史，都沒有人要看了。事後，無論在俄羅斯、西方還是中國，蘇聯文學彷彿都成了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對俄羅斯以外的一般文學讀者而言，俄語文學好像只到二十世紀初為止。少數詩人之外，整個蘇聯似乎沒剩下幾個值得重讀的作者。以中國的歷史背景來看，這種情況特別奇怪，因為俄語曾是我們的主要外語之一，沙俄和蘇聯文學更曾是社會上的主要讀物；可今天，它卻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書架頂層的蒙塵典籍，「小時代」的大時代遺物。



所以《生活與命運》理應過時。一本前蘇聯禁書，書名土氣（更像是十九世紀的產品），翻譯成中文近一千頁，全書有名有姓的角色超過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羅斯曼的文風竟帶著一股撲面而來的「社會現實主義」氣息。這本書，甚至連它出版的時機都不太對。一九八○年瑞士首現俄文原版，讀者自然寥寥。一九八五年英譯本面世，當年索忍尼辛在西方已經紅到發黑，名聲漸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為它只不過是《古拉格群島》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過這本其實和《古拉格群島》非常不同的大書。而大部分寫書評的，在報刊做文化版的，甚至連瓦西里•格羅斯曼這個名字都沒聽過。這也難怪，此時已故的他，畢竟不是個有海外公眾知名度的異見分子，沒有活著流亡、被人宣傳的機會。相反地，他在公眾面前大概還算是個「體制內作家」呢，曾經入圍「史達林獎」決選名單，二戰期間為《紅星報》寫的戰地報導更是風靡全國，得到官方肯定。這類作家，英語世界又怎麼會對他感興趣呢？身為蘇聯「作協」成員，格羅斯曼那被壓抑的後半生是沉默的，《生活與命運》的遭禁亦是同樣沉默，國內沒有人知曉，國外沒有人聲張，一切安靜。比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為暢銷書，我猜那是法國獨特環境所致，他們那時大概還會稍稍關心蘇聯究竟是個極權體制還是共產主義天堂這種老問題。



我在文字和電子媒體介紹書介紹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推薦它是自己不能迴避的道德義務。七、八年前讀到英文本之後就四處向人宣說，想它有機會在中文世界現身。終於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國」願意承擔，重出這部不合時宜的巨著。「重出」，是因為編輯發現它原來早就有過中譯，而且還有三種版本，全在上世紀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只是我孤陋無知而已。比如他們用做底本的這個版本，俄語文學翻譯名家力岡先生手筆（另一個被人遺忘的名字，《齊瓦哥醫生》與《靜靜的頓河》〔Тихий Дон〕的譯者），原來的譯名是「風雨人生」。力岡先生的譯者序言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最後一段話是非常直白的籲求：「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如此八○年代的筆致，寫在八○年代的終點，這本書合該要在新時期的中國被人忘記。生不逢時，往往是許多好書被埋沒的原因。《生活與命運》的三種中文譯本全出在上世紀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初那兩三年。當時，蘇聯解體已成事實，連帶垮掉的還有幾十年來的蘇聯文學；而中國這裡，則一面是籠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氣壓，另一面是正在冒頭的人欲春芽，自然沒有多少人想去碰這一千頁的大書，直覺它是蘇聯版的傷痕文學，會看得叫人呵欠連連。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運卻忽然逆轉，一下子又復活過來了，西方每一個評論家都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並且紛紛奉上一本小說所能得到的最高讚譽，比如說「我用三個禮拜讀完，再用三個禮拜復原，在那段日子裡我幾乎難以呼吸」（琳達．格蘭特語）。



第一個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的，並非「別有用心」的西方人（這說法來自豆瓣網上的一則短評，那則評論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對它的讚譽，認為其背後「別有用心」），而是一九八八年俄文原版終於能在祖國出版之後的蘇聯評論界。

當時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等待什麼？當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戰爭與和平》。就像托翁為拿破崙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寫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衛國戰爭」當然也得配上同樣偉大的作品。這幾乎是他們自二戰一結束之後就馬上開始了的漫長期待，整個蘇聯文壇都在尋找接得下這份重擔的候選者，好幾房屋貸款期數代蘇聯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滿足那份期望，於是一本大書接著一本大書地上市。只不過，它們似乎都還和《戰爭與和平》有點不小的距離。



《生活與命運》堪比《戰爭與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於外型。都是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都是人物眾多、支線龐雜的大書，都以一個家族當做軸線，都是全景式的鳥瞰神目，都在虛構敘述當中夾雜議論沉思。但於我看來，格羅斯曼之所以無愧於前人，是他細緻地寫出了「戰爭」與「和平」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狀態，以及連接它們彼此的微妙聯繫；又在這戰爭與和平的雙重境況當中，幾乎讓我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從史達林、赫魯雪夫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還有一段關於希特勒的難忘描繪），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當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後方官僚體系的具體運作；這個帝國的每一條神經線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細血管，全都被格羅斯曼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檢視。



當然，那是戰爭，就算離戰火最遠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深處的集中營），也很難不受戰事影響。所以「戰爭」與「和平」這兩種狀態的比對，只不過是個方便說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羅斯曼刻意分別塑造這兩種狀態的用心。在他筆下，相對安全平靜的後方有時候竟比史達林格勒戰線上的最前鋒還危險。因為後方的人或許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穩；或許有飯可吃，但食不下嚥。因為他們要擔心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生怕犯錯；他們要留意權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戰壕裡的士兵則不然，由於不曉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夜，反而因此坦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便連人際關係也都簡單了許多，回復到它最該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樂盡皆自然無礙。誇張點講，在格羅斯曼筆下，戰場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十五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隔離室裡過了三個多星期。給他吃得很好，黨衛軍的醫生給他檢查過兩次，還開了處方，給他注射葡萄糖。

剛被關起來的時候，他一直等待著傳訊，一個勁兒地埋怨自己：真不該同伊康尼科夫交談；一定是那個糊塗老頭子，在搜查之前塞給他那幾張可能有問題的紙，把他害了。

一天天過去，卻沒有傳訊他。他思索著同犯人們進行政治談話的題目，考慮可以吸收什麼人參加工作。夜裡睡不著的時候，他便為傳單打腹稿，挑選營裡人交談用的一些字眼兒，好讓各種不同民族的人更容易打交道。

他想起了在奸細告密的情況下可以防止全面失敗的一些祕密活動的傳統辦法。

他很想向葉爾紹夫和奧西波夫問問建立組織的最初幾個步驟；他相信能夠使奧西波夫消除對葉爾紹夫的偏見。

他覺得，又仇恨布爾什維克又盼望紅軍勝利的切爾涅佐夫實在可憐。他想到面臨的審訊，心裡幾乎是平靜的。

夜裡，他的心臟病發作。他躺著，把頭抵在牆上，難受得要命，只有在監獄裡快要死的人才會這樣難受。他疼得昏迷了一陣子。等他蘇醒過來，不怎麼疼了，胸膛、臉上、手上都出了一層汗。頭腦裡也出現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虛假的清醒狀態。

他想到他和義大利神父議論世界性罪惡的那番話，聯想起小時候有一天忽然下起雨來，他跑進媽媽做針線活兒的房間時那種幸福感；又聯想起當年去葉尼塞流放地看他的妻子，想起她那哭濕了的幸福眼睛；又聯想起面色蒼白的捷爾任斯基，他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向捷爾任斯基問起社會革命黨一個可愛的小夥子的下落。捷爾任斯基回答說：「槍斃了。」他想起基里洛夫少校那苦悶的眼睛……想起雪橇拖著的朋友的屍體，用被單蓋著。朋友在列寧格勒被圍的日子裡，沒有得到他的幫助。

他那像小孩子一樣的亂蓬蓬的頭充滿了幻想，他那老大的禿頭頂貼在粗糙的集中營板牆上。

過了一陣子，遙遠的事漸漸遠去，愈來愈淡，漸漸失去色彩。他似乎慢慢沉入涼爽的水裡。他睡著了，為的是在晨曦中重新聽到笛聲，迎接新的一天。

下午，把他帶到浴室裡。他很不痛快地吸著氣，打量著自己的胳膊和癟癟的胸膛。

「是啊，老了。」他想道。

等到帶他來洗澡的士兵在手裡捏著紙菸走出門去，一個正在用拖把擦洗水泥地的窄肩膀麻臉囚犯對莫斯托夫斯科伊說：「葉爾紹夫要我向您報告一個消息：在史達林格勒地區我軍把德國佬所有的坦克打退啦。他要我告訴您，一切情況正常。他要您寫傳單，下一次洗澡的時候交給我。」

莫斯托夫斯科伊正想說，他沒有鉛筆和紙，但這時候一名看守走了進來。莫斯托夫斯科伊在穿衣服的時候，摸到口袋裡有一個紙包。裡面有十塊糖、一塊用破布包著的奶油、一張白紙和一個鉛筆頭兒。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高興。他希望有的東西全有了！可以不用在毫無意義地擔心血管硬化、胃病、心絞痛的狀態中結束生命了。

他把糖塊和鉛筆頭兒緊緊按在胸口。